1982年10月20日，一條簡訊登上人民日報頭版：“南京市一座容量為二千噸的蔬菜冷庫，最近建成并投入使用。”物質匱乏、物流落后，如何吃上反季節蔬菜，舉國關注。而此前一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判斷，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樣的判斷，再往前20多年就已有過：1956年黨的八大上，“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被視為當時中國國內主要矛盾的內容。
今天，人們不再冬儲大白菜，中國也換了模樣。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城鎮化率接近60%……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1978—2015年，與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GDP增長速度幾乎在所有年份都遙遙領先。從經濟基礎和經濟總量上講，“落后的社會生產”問題已經解決，也就意味著舊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
黨的十九大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作出全新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從“落后的社會生產”到“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關注的光圈變大了，問題的對焦卻更精準。這一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是對五年來中國發展歷史性成就和變革的深刻總結，是對近40年來改革發展成果的歷史回應，更是對未來中國發展方向、發展目標的精準定位。
與時代同步的新判斷，也與普通人的訴求吻合。1983年，“桑塔納”轎車剛要進入中國；1987年，北京市民排隊兩小時只為嘗鮮洋快餐；1997年，62萬中國人剛剛“觸網”。而今天，公眾希望交通不擁堵、追求吃得健康安全、呼吁保護個人信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長。
與主要矛盾變化相應的，是報告中提出的“兩個必須認識到”。從“變”的方面看，主要矛盾的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而從“不變”的方面看，主要矛盾變了，但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舊過程完結了，新過程發生了。”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鄉村也不能不振興；入學率再創新高，但教育均等化依然重任在肩。能不能在每個案件中體現公平正義？能不能在家門口看得見綠水青山？當新時代有了更精準的經緯度，若還守著老舊的航海圖，單以增長率論英雄，以“物質文化”的標尺衡量一切，發展就會偏離航道，人民的獲得感就會有欠缺。
另一方面，我國人均GDP仍處世界中游，還有4300多萬貧困人口，城鄉之間、東西部間發展落差仍然存在……這讓我們不能不牢牢把握基本國情，不能不牢牢立足最大實際，不能不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重新定義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為了兌現“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的莊嚴承諾。緊扣新矛盾、瞄準新目標、踏上新征程，這條路注定不輕松，但堅定地走下去，就一定能迎來民族復興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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