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賀星龍為孩子們接診
2000年，他從衛校畢業實習后，放棄留在條件較好的縣醫院，選擇回村當一名醫生。自此，他成為國家級貧困縣山西省大寧縣樂堂村的村醫。
從此，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貧瘠偏遠的呂梁山南麓，他以一名醫生的一己之力，守護起黃河岸邊28個村的百姓。
鄉親有病，他24小時隨叫隨到；付不起藥費，他能免則免。鄉親們說，他“比親兒子還親”。
18年來，他的行醫裝備從扁擔步行換成了自行車、摩托車、三輪摩托車，不變的是裝著聽診器、溫度計等急救用品的醫藥包；
18年來，他出診17萬人次，背爛12個醫藥包，騎壞7輛摩托，出診總里程超過40萬公里，不變的是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守著黃土、守護鄉親的一份初心。
他說，在哪里做醫生不重要，重要的是哪里需要醫生。
他說，行醫18年，錢是沒掙下，但咱活下黃河邊4000多個老百姓，值！
他是山西大寧縣徐家垛鄉樂堂村鄉村醫生賀星龍。
側記1：賀醫生的摩托聲
和賀星龍聊天時，問到一個細節問題：您以一名醫生的一己之力，守護黃河岸邊28個村的百姓，有的村和村的距離很遠，是不是到了一個村，會帶個大喇叭，讓需要看病的鄉親都來診治？
他一下子神采飛揚，“不用大喇叭，村子里的鄉親們，一聽到我的摩托聲，就都過來啦！他們都能聽出來。”
貧瘠偏遠的呂梁山南麓，周圍20多個村的年輕人外出打工，留下來的都是老年人和留守兒童，95％的病人需要賀星龍出診。步行挑著醫療設備翻溝爬坡太慢，雨天山路泥濘自行車難行，摩托車是他行醫出診的最強裝備。
從最早擔心貽誤村民病情，貸款買下第一輛125摩托車，到后來考慮到這些村子遠離縣城，山高溝深，道路狹窄，救護車難行，為防止延誤病人病情，他又再次到信用社貸款，買回一輛三輪摩托車，從醫18年以來，賀星龍已經騎壞了7輛摩托。
經年累月地穿梭于這些村子，他被稱為黃河岸畔的“摩托”醫生，他的摩托聲也比大喇叭更有召喚力了。
隨著事跡被越來越多人知道，從大寧縣黨代表到黨的十九大代表，賀星龍外出開會的機會越來越多，他的摩托車，也開始負載起更多的東西。
醫藥公司贈送的中成藥，他分發給需要的鄉親們；領導慰問送來的大米、油、面、牛奶、衣服等，他送到周圍村里五保戶和貧困戶家中。每次開會回來，有什么扶貧的好項目，他會帶回來；黨的好政策，他也會利用騎摩托出診的機會宣傳給周圍村鄉親們……
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他就憑借這一騎工具往返奔波，竭力守護著黃河岸邊這28個村的百姓。
圖為賀醫生的診所和摩托車
側記2：筆記
《榜樣3》節目錄制期間，賀星龍在自己房間桌子上的紙張上，寫滿了他忙里偷閑記下的醫學筆記。
他說，“村里需要全科醫生，我各科都學，會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上衛校時，他就拼命學習各科醫學知識。鄉親們送他上的衛校，他知道自己畢業后，是一定要回村子的。回村就需要應對各種各樣的疾病，打針、輸液、包扎、縫合等都要學會，醫生、護士、臨床知識都要掌握，于是他想盡辦法地學習。
在縣醫院實習時，他每個科室都去，縣醫院婦科不讓男實習生進產房、手術室，他就扮成女醫生，只露兩只眼睛。因為沒有錢租房子，他夏天睡在醫院病房的長條椅子上，冬天和醫院燒鍋爐的擠在一起。要么，就和病人住在病房里，一有時間就向醫生請教，和病人交流。
回村后，初出茅廬的他，也靠著對醫術的執著，治好了被大醫院連續下過三次病危、家人都已經放棄了的上樂堂村張立山老人的病，逐漸獲得了鄉親們的信任。
后來，成為十九大代表，參加黨的十九大或其它會議時，遇上醫學方面的專家，他也趕緊跑過去加對方微信。“加了他們微信，碰上鄉親們有疑難病癥，就可以及時咨詢，幫鄉親們緩解病痛。”
側記3：村里的“文化人兒”
有一次我們問賀星龍，“村里年輕人少，您外出時，鄉親們找不到你怎么辦？”
他開心地拿過手機，指著屏幕說，“我擔心自己不在時，鄉親們有問題不能及時得到解決。所以就在診所，裝上了一個智能攝像頭。”賀星龍的診所不關門，誰都可以進。他可以遠程查看診所的情況，可以通過攝像頭與鄉親們對話。有的鄉親不識字，可以拿著藥瓶在診所里比對拿藥，通過攝像頭跟賀星龍確認。
他的愛人陳翠萍說，賀星龍是個很愛琢磨的人。
圖為開心分享攝像頭下的診所
當年剛回村時，大家不太相信他的水平和能力，一連幾個月沒人找他看病。他就自己想辦法。通過同學，向其經商的父親借了2000元，購買回需用藥品，聽說哪家人有病了，就主動登門給人家看病，藥不要錢。
可這樣，還是沒人找他看病。于是，第二年一開年，他就印了4000張宣傳頁，發遍周邊村落；并把“24小時上門服務”的承諾放到了手機的彩鈴上。
后來，他治好了被大醫院連續下過三次病危通知的上樂堂村張立山老人的病，樂堂村找他看病的人漸漸多了，醫治范圍逐漸擴大，病人也不斷增加，他又開始考慮怎么服務好鄉親。
靠步行一天下來看不了幾個病人，他就跑到縣城廢品收購站，花了40元錢買了輛舊自行車。騎自行車每天最多能跑三個村，遇到雨天，黃土高原的泥濘山路使自行車無法前行。于是，他又狠狠心，又跑到信用社就貸了4000元，買回來第一輛摩托車。
因為出診次數太多，摩托車總要去加油。他再次到信用社貸款，買回一輛三輪摩托車，充當起了拉油進藥的貨車，搶救病人的救護車，農忙時節的農用車。孩子小時，每次進城，先買好藥品，剩下的錢再給孩子買最便宜的奶粉。
隨著時代發展，除了安裝攝像頭，為了更好服務周邊村莊的鄉親，他在每個村建了一個微信群，專門發送相關醫療知識等信息。
不僅出診看病，鄉親們誰的手機不會用、水龍頭壞了，都來問他；村里的路燈、電視機鍋蓋壞了，也是他來修。
我們贊他很用心，他一下子笑了，“我是村里的文化人兒嘛！”
側記4：低低的姿態
節目錄制的最后環節是榜樣嘉賓與預備黨員一起宣誓，賀星龍的妻子笑著說，“星龍排練結束回來時，女兒一直糾正他的發音，說他普通話不標準。”
賀星龍確實不是善于言辭的人，與他接觸的日子里，看到他總是默默地做著一些事情，幫趙忠賢老院士夾菜，幫宋書聲老先生佩戴黨徽……
行醫這些年，他也是這樣。信守承諾，24小時上門服務。鄉親有病，他隨叫隨到。
周圍村里多留守老人，每天都有一兩個找他看病，插導尿管的、灌腸的、哮喘的，患心臟病的等等，發病多在深夜和凌晨，他深夜一個人行走在山溝里。
當地的病人發病期多在冬季，需要看急診，即使陡坡上覆蓋著大雪，他連人帶車摔進了路邊的排水溝里，依然會拖著受傷的腳去給人看病。
個別年輕人，家里有車有摩托，有小病不來診所，打電話讓賀星龍到他家診治，說輸上液不影響他午休；有些患者給下命令，你幾點幾時到我家給輸液，輸完液我還要給人家添禮去；遇到患者多，去得晚了些，患者不給他好臉色看，甚至不給藥錢，說誤了他的事；更有的患者打電話讓賀星龍馬上去給他看病，賀星龍從早到晚去四次都見不到人，直到晚上九點鐘才輸上液。
這些，他很少對外人說。
有人說他是傻子，他只是低頭不語，不抱怨，也不放棄。
他始終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默默用這最低的姿態，做著這天底下最值得引以為傲的事情。
幾年來，組織部派高本增一直跟拍賀星龍的事跡。老高說，賀星龍這一路走來，靠的不僅僅是當代年輕人的熱情和勇氣，不僅僅是一名鄉村醫生的醫德和醫技，更重要的是一名年輕共產黨員的信仰和任性。
側記5：孩子的夢想
我們和賀星龍醫生的兩個孩子聊天，問及他們的理想，兩個小朋友異口同聲地回答：醫生，像爸爸一樣。
弟弟說，他想以后等爸爸老了，他接替爸爸給鄉親們看病。
姐姐說，她的理想是考上山西醫科大學，因為這是她知道的最好的醫科大學。
在他們的作文《我心目的雷鋒》中，都寫到心中的榜樣是爸爸。
兩個孩子平時也像父親一樣。
父親很勤奮刻苦，賓館的紙張上，寫滿了他時時刻刻對各種病情的思考；女兒在節目錄制期間，練字、功課也一點不肯落下。
父親心里惦記著鄉親們，兒子活潑調皮，卻同樣充滿愛心。陪爸爸出診，看到老人拄著拐杖行路艱難，跟爸爸說，等我長大了，一定要給他買輛輪椅坐。
就像朱仁斌的兒子是父親堅定的支持者，王淑芳的女兒像她一樣努力而開朗，李元敏的小孫子聲聲叫著她“李元敏同志”，升國旗時卻總是站在最前方……
在《榜樣》錄制期間，聽榜樣嘉賓們講起孩子的故事，越來越感到，他們給予孩子的最珍貴的，往往不是時間上的陪伴和物質上的支持，而是自己的以身作則和榜樣的力量。
側記6：“星探”高本增
賀星龍的事跡能被發現，離不開一個人，山西省翼城縣委組織部退休干部高本增。
圖為“星探”高本增
在從事組織工作的幾十年中，他多半時間是在和基層組織干部打交道，折服于各基層優秀黨員干部的先進事跡，他希望能將這些故事記錄下，將他們的故事講好。他說，黨的事業建設需要他們這樣的人，小康社會建設發展更需要這樣的典型引領。
不同于媒體有目標有計劃的拍攝，在高本增眼中，拍攝的過程也是典型篩選的過程。每一個典型，他都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去了解，聽局外人的，聽本單位的，聽本人的，然后實地花時間去跟拍，如果在跟拍過程中看到名不副實的情形，或了解到群眾的不滿，不管已耗費多少精力，都會果斷放棄。
他也不是專業的拍攝人員，《榜樣》節目錄制期間，看他喜歡拍照，便將相機遞給他。他接過來按了一下鍵，便將相機遞了回來，笑了笑說，“我不懂攝影的推拉搖移、光影、布局，只會用自動拍模式”，“我拍先進典型，靠的是多拍，是挖深挖透。我按照100：1的比例收集素材。”
在一次完成山西永和縣拍攝任務，途徑大寧縣時，他聽說了賀星龍的故事，便按照內心的典型篩選標準，決定跟拍賀星龍。他沒有設定內容應該要拍成什么樣，只是賀星龍走到哪兒他扛著攝像機跟哪兒，靠著最簡單沒有修飾的鏡頭一點點真實地記錄看到的故事。
從翼城縣城到大寧縣樂堂村，高本增駕車單程至少要走4個半小時的路程。但從2013年開始跟拍賀星龍，幾年的時間內，他往返幾十次，在賀星龍家同吃同住達157天，或開摩托車跟著，或開小金杯車跟著。賀星龍出診他跟著，賀星龍看病他隨著，賀星龍日常的點點滴滴他也記錄著。
跟拍賀星龍的過程中，他了解到，這兒的病人發病期多在冬季，于是，他就連續兩個冬季住在樂堂村，就連過年也不放過。
2014年冬，在拍攝賀星龍時，高本增不慎碰在了石頭上，左膝關節半月板碰掉了一塊，站立不起來，不能直立行走。準備到北京做手術時，看到天氣預報大寧要下大雪時，當即又退了預約，坐長途車趕回大寧，跟拍賀星龍雪天出診的鏡頭。
鋪滿雪的大坡，3米寬的路面，一面是懸崖峭壁，一面是近百米的深溝，他開著面包車跟拍，防滑鏈一時失去作用，車直沖向半山坡，當時千鈞一發、僥幸生還的場景，時至今日提起他還心有余悸。
《榜樣3》節目錄制前，導演見到高本增同志的時候，認真地說，“賀星龍短片中有兩段視頻直接用的您拍攝的素材，我們覺得自己拍的都不如您的效果好。”
而看到工作人員拿著相機在節目錄制的時候狂拍照片，他笑著說，“你一定會成功的”，“拍上千張照片總會有好的，我的一系列獲獎作品就是這么做到的。”
（《同學》工作室 郝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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