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詳解版）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句名言，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講話時引用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出處是《孟子·梁惠王上》。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一篇的題目雖然叫“梁惠王上”，但內容不僅僅是孟子與梁惠王之間的談話，里面其實包含了孟子與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三位國君的談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句在中國堪稱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名言，即出自孟子與齊宣王的談話。

孟子塑像

　　既然是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我們就不得不對齊宣王這個人，以及二人之間談話的背景有所了解。

　　在春秋戰國的紛亂爭斗中，齊宣王雖然不像齊桓公、晉文公那樣赫赫有名，但也稱得上是一位有故事的君主。南郭先生“濫竽充數”，騙的就是齊宣王。而他在民間知名度最高的故事大概就是娶了一個相貌不佳卻本領非凡的女子鐘無艷，與此同時還有一個相貌奇美而一無所能的女子夏迎春，齊宣王一碰到什么麻煩事就去找鐘無艷，麻煩過后就把鐘無艷拋在腦后，和夏迎春混在一起，于是就有了“有事鐘無艷，無事夏迎春”這么個典故。從這兩個典故中，我們可以約略了解齊宣王的水平和他在百姓心中的印象如何。但人的麻煩就在于沒有自知之明。齊宣王不是那種雄才大略的君主，但卻一直有個稱霸諸侯的野心。孟子與他見面時，正逢他趁燕國的內亂，發兵打敗燕國的時候。正因為如此，齊宣王一見到孟子，劈頭第一句話就是“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與？”——春秋時期的霸主齊桓公、晉文公的事，你能給我說說嗎？其躊躇滿志，可以說是躍然紙上。

　　作為儒家知識分子，孟子當然不可能給齊宣王講什么“齊桓晉文之事”，而是講了一通“保民而王”的道理——保護的保，民眾的民，大王的“王”，“王”在這里是動詞，讀四聲，意思是稱王天下。這里涉及到儒家一對重要的概念，就是“王道”和“霸道”。同樣是征服天下，霸道靠的是武力，誰的拳頭硬、胳膊粗，誰就是老大；“王道”雖然也離不開實力，但更重要的還是依靠德行，施行仁政。舉例來說，周武王推行的是“王道”，春秋五霸推行的則是霸道。“霸道”很危險，就算成功了也后患無窮，難以持久；而“王道”所及，卻能讓人“心悅誠服”，所以才能長治久安。那么，作為一個君王，怎樣才能施行德政，推行王道呢？關鍵一點，就是一個“推”字，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將敬愛自己老人的心推行到天下的老人，將喜愛自己子女的心推行到天下的子女，愛惜民力，輕徭薄賦，使百姓能夠安居樂業，衣食無憂。做到這一點，天下也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

　　這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出處和本意。從最初的語境來看，這番話是講給君主聽的，但其意義和影響，卻絕不僅僅是給齊宣王上了一堂“仁政”課那么簡單。無論對于個人，還是整個社會，這句話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首先，對個人來說，它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一條切實可行的品格提升之路。國學大師錢穆說得好，人類的常情，都是由認識而生情感的，人也只有為了自己所愛，才可能為之奮斗犧牲。愛是情感，而為之奮斗犧牲，就上升到了道德的層面。那么，人最熟悉、最親愛的是什么？當然就是自己的父母和子女了。這種親愛源自本能。大自然是神奇的，為了種族的繁衍，它給予了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動物愛子孫后代的天性。我們是父母生命的延續，所以我們自幼就領受著父母對我們無私的關愛；子女是我們生命的延續，所以我們就會對子女付出無私的關愛。一般情況下，大多數人都會對這兩種感情感受至深。孟子并不要求一個人像孝敬自己的父母那樣去孝敬所有的老人，并不要求一個人像關愛自己的孩子那樣去關愛別人的孩子。孟子要你做的，其實只是運用一下同理心，將自己已有的感情向外擴大一點而已。而這完全是順應人類本性的：只要你認識到其他人也有父母或身為父母，其他人也有子女或身為子女，則我們的溫情就很容易擴散到其他社會成員身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個“及”字，表明了儒家所倡導的愛，并不是絕對平等之愛。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愛有等差”。如果單從主張所達到的極致程度來看，孟子的主張，放在古今中外的學派中，似乎顯得并不突出。同為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墨子就提出“兼愛”，倡導“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意思是對待別人的家，像對待自己的家一樣愛護；對待別人的身體，如同自己的身體一樣愛惜。《圣經》中說“愛你的鄰人，如同愛你自己”。而大乘佛教倡導的“同體大悲，無緣大慈”，將一切生命的苦難都視為自己的苦難，將自己無差別的愛給予一切需要的眾生，更是把慈悲精神發揚到了極致。和這些聲音相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調門似乎顯得不那么高亢而嘹亮。但是，只要我們正視現實，就會承認，孟子的主張其實更接近正常的人性。因為從人類的本性來說，遠近親疏之別，本來就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儒家的主張，從實際情況出發，緣情入理，由自然感情而達于道德之境，正是其特別高明之所在。

　　其次，它也是一整套儒家倫理道德規范得以建立的根本方法。其“緣情入理”的思路，不但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極其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科學日益昌明、多元化日益明顯的今天，也必將對整個人類文明產生重大的影響。

　　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人人都自私自利，缺乏基本的倫理道德，那么這個國家和民族是一天也存在不下去的。所以，讓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具備基本的倫理道德觀念，就成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基本任務。那么，究竟怎樣建立起一套讓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都能認同的基本倫理道德規范呢？從人類的歷史實踐來看，基本的方法無非就是三種。

　　第一種是宗教教化。就本質而言，宗教的核心其實就是一套倫理道德規范，告訴人們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并且以神的名義，允諾給信徒以巨大的福利，給違背者以巨大的災難。

　　第二種是理性教育。這是隨著科學的昌明、啟蒙思想的深入逐漸成熟而日益成為主流的一種方法。它也是告訴人們何者為善，何者為惡，但與宗教熏陶依靠的是超自然的力量不同，它訴諸的是人類的理性和自覺精神。

　　第三種就是“緣情入理”。它從人類共同具有的感情出發，推衍出一整套倫理道德規范。這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所特有的一種方法。而“緣情入理”的關鍵，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體現出來的“推己及人”的精神。

　　從歷史實踐來看，前兩種方法各有好處，但也存在著很明顯的欠缺。

　　先說宗教教化。宗教在教化人心方面的力量是巨大的。有宗教信仰的人生長在特定的宗教環境中，在與自己的父母親朋參加宗教活動的過程中，耳濡目染，熏習漸久，也就接受和習得了特定宗教所宣揚的那一整套倫理道德規范。但它的缺點也很明顯，這就是，宗教訴諸信仰，只要你虔誠相信，你就會按照教義的要求去做；但如果你不信，它就沒有任何意義。

　　再說理性教育。它的好處是訴諸理性，它的力量不會因為科學的昌明而退化。但問題是，人并不總是理性與自覺的。現代心理學、社會學都已經證明，人是理性與非理性并存的動物，而且在很多時候，理性并不總是處于支配地位，它常常是在感情、本能等這些非理性的因素做出決定甚至是已經采取行動之后，才出來起作用的。換言之，在人類的頭腦中，理性在很多時候充當的只是工具，真正的王者反倒是情感、本能等非理性因素。所以，單純的理性教育，并不一定真能將道德植入人的心靈之中。受教育程度高，理性發達的人，其道德水準并不一定高于普通人，就是這個道理。

　　明乎前兩種方法所存在的欠缺，則儒家“緣情入理”就顯示出其巨大的優勢了。它訴諸人類的情感，而不是像宗教那樣訴諸超自然的神力，這樣，它的影響就不會隨著科學的昌明而弱化。它植根于親子之愛這個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所以不像完全的理性教育那樣缺乏溫度。大學者王國維有一個感嘆，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我們完全可以把這個感慨移用來評價宗教與純粹理性在道德養成方面的缺憾。與之相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種緣情入理的道德養成方式，卻是既可信又可愛的。這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教化方式，使中國成為禮儀之邦。隨著全球化的加速，人類越來越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這句話也必將為整個人類文明，發揮出日益重大的作用。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