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聲音刻錄百年記憶，我是革命文物講述人、演播者李野墨。
我講述的文物，是江西省吉安縣革命烈士紀念館里收藏的半面紅旗。
半面紅旗
歷經戰火和歲月的洗禮后，旗上的紅色已經完全褪盡，只剩下織布原本的灰白，旗面上也布滿了大小不一的缺口和破洞。但旗子中央，用毛筆書寫的“奮斗”兩個黑色大字，和左下角“縣蘇維埃政府”字樣，仍清晰可辨。
這半面紅旗，經歷了怎樣的風雨？另外的那半面旗子，又去哪兒了？拂去歷史的塵埃，讓我們一起回到80多年前，中央蘇區大地上，那段艱苦卓絕的日子。
江西省吉安縣革命烈士紀念館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主力紅軍開始戰略轉移，踏上了漫漫長征路。紅24師及地方部隊共一萬六千多人，留下來掩護中央紅軍撤離，并繼續在中央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曾山和胡海兩個人，就是這支隊伍中的代表。
時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書記的曾山，率領一部分地方紅軍和傷病員，在贛南山區打游擊。經過幾個月的激戰，1935年初，他率部在吉安青原區年坑村，與時任中共公萬興特委書記胡海率領的游擊隊會合了。春寒料峭的三月，在深山老林中這個只有幾戶人家的小村子里，召開了一次特殊的聯席會議。
江西省吉安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室 黃軍紅：在這個聯席會議上，曾山慷慨陳詞，他說：為了挽救蘇區黨和紅軍，扭轉這種危險局面，我們必須立即組織部隊分頭突圍。說完之后，曾山就從衣服里面拿出了一面寫有‘艱苦奮斗’四個隸書大字的紅旗，這面紅旗是蘇維埃政府給留守部隊的一個紀念品。
曾山（左）、胡海（右）
這面旗幟，給戰士們燃起了新的希望。分頭突圍前，曾山和胡海將紅旗分成兩半，曾山拿了左邊寫有“艱苦”二字的半面，并和胡海相約，等到革命勝利之后，再把它重新縫合起來，以示紀念。
懷揣著這份約定、鄭重地收好各自的半面紅旗，曾山和胡海率領部隊，在茫茫夜色中揮別，分頭突圍。
吉安縣革命烈士紀念館里的“半面紅旗”故事展板
紅軍主力撤離后，這些游擊隊成了蔣介石的心頭之患。他增加兵力，對蘇區村莊實行經濟封鎖、白色恐怖。紅軍游擊隊員們被圍困在大山之中，晝伏夜行，風餐露宿，饑寒交迫。當時領導南方游擊戰的陳毅元帥，用一首《贛南游擊詞》，道盡了其中的艱辛。
“天將午，
饑腸響如鼓。
糧食封鎖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數。
野菜和水煮。”
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曾山率領的部隊遭受敵軍連續的圍追堵截。國民黨叫囂，“捉拿曾山者，賞銀八萬”。交戰過程中，曾山的衣服被點燃，藏在懷里寫有“艱苦”二字的半面紅旗，不幸遺失。
國民黨追剿曾山的懸賞令
胡海方面，戰斗同樣激烈。在山洞中堅守三天三夜后，胡海帶著兩個戰士攀懸崖、越深澗，摸岀包圍圈，來到岳母家尋找口糧。絕境之中，他念念不忘的，還有那半面隨身帶著的紅旗。胡海將包好的紅旗鄭重地交給妻弟鐘榮榜，請他妥善保管，日后交還黨組織。
黃軍紅：他對鐘榮榜鄭重地說，‘頭可斷，血可流，這半面紅旗斷斷不能落到敵人手中。這是我們的希望啊’。在一次激戰當中，由于叛徒楊書龍的出賣，胡海不幸被捕，后來被關押在南昌國民黨駐贛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
在獄中，敵人對胡海嚴刑拷打，追問游擊隊和黨組織的情況，胡海堅貞不屈，視死如歸。他對同被關押在這里的方志敏說：“我抱定了必死的決心，同反動派斗爭到底，為了階級的解放事業，死而無怨！” 1935年6月9日，年僅34歲的胡海從容就義。
吉安縣革命烈士紀念館內胡海烈士塑像
為革命事業付出生命的胡海，沒能等來兌現約定的那一天。但他以性命相托的半面紅旗，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他的妻弟鐘榮榜把旗子藏在自家的墻縫里，仔細用泥巴糊好。新中國成立后，這半面曾見證了紛飛戰火的紅旗，才得以重見天日。當時參與文物征集工作的江西吉安東固革命根據地博物館原館長夏淑英回憶：
“我就跟他說，你能不能把這個這半面紅旗捐到我們陳列館來做陳列展？鐘榮榜說，可以啊！我姐夫就是這樣說的呀！他說你把這半面紅旗保管好，以后要交到共產黨手上。這半面紅旗，可以說是鎮館之寶！”
艱苦奮斗，這是留守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的戰士們，最生動的精神寫照。靠著這份信念和堅守，曾山后來脫險后，孤身一人在上海找到了黨組織，繼續投身革命的洪流。
割下半面旗，踐行一生志。曾山和胡海用自己的行動對理想信念做出了最好的詮釋。跨越86年，這半面旗幟依然映照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成為紅色血脈傳承的象征。
講解員彭芳菲為孩子們講述“半面紅旗”的故事
彭芳菲：我是吉安縣革命烈士紀念館的講解員彭芳菲，出生于1994年。如今，透過這面斑駁的紅旗，我依然能夠能感受到‘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偉大精神。革命先烈以旗為誓，不忘初心，作為一名生長在這塊紅色沃土上的講解員，我更應該傳承紅色基因，用半面紅旗的精神激勵自己，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成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為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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