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道，你為中國革命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相信，歷史不會忘記你。”在熱播劇《覺醒年代》中，有這樣一個片段：陳獨秀從陳望道手中接過一疊文件后，難掩激動。這份文件就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收藏的《共產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本
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正式發表。這本小冊子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文獻，以徹底的理論邏輯、富有激情的文字以及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
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先后在《民報》《天義報》《譯書匯編》《德意志革命家小傳》《新世界》等書刊上介紹《共產黨宣言》及其思想，但都是零星片段式的摘譯。對一些急需了解和學習《共產黨宣言》的求索者而言，只言片語是不“解渴”的。
1919年6月，《星期評論》在上海創刊，提倡新文化、宣傳社會主義、激勵工人運動。編輯部將翻譯《共產黨宣言》全文提上日程，開始物色合適的譯者。邵力子舉薦了一人——“能承擔此重任者，非杭州陳望道莫屬也。”
為什么選中陳望道？據陳望道之子陳振新介紹，“要完成這本小冊子的翻譯，起碼得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國語言中的一門；三是有較高的語言文學素養。”陳望道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學習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日語、漢語的功底都很深厚，所以獲得了邵力子的推薦。
年底，陳望道帶著原版《共產黨宣言》回到故鄉義烏分水塘村過春節，開始以“平時譯書五倍的工夫”翻譯《共產黨宣言》。為了避開人來人往，陳望道躲進了老屋一間僻靜的柴房，一日三餐飯菜都由母親送來。因潛心譯書，吃粽子的時候錯把墨汁當成紅糖蘸著吃，非但渾然不覺，反而說“味道甜得很”。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提到的“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出版一百周年紀念郵票，生動再現了“真理的味道”
“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著，這個怪物就是共產主義。”經過反復的推敲和斟酌，陳望道敲定了譯文中這不同尋常的第一句話。“就這一句話、一個詞，他考慮了三天三夜。我父親當時還有一個想法，就是這本書翻譯出來要讓更多人能看得懂，能夠通俗易懂。”與其它翻譯版本的《共產黨宣言》相比，語言學家陳望道的版本言辭通俗而優美，充分展現出“信達雅”的翻譯原則。
1920年夏天，上海市拉斐德路（現復興中路）成裕里的一幢石庫門內，印刷機轟鳴不歇。一張張浸潤著“真理之味”的紙張被傾吐出來，并裝訂成冊。
由陳望道翻譯并帶到上海的《共產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本，從這個藏在民宅里的印刷廠流向了千萬進步青年，點亮了他們的信仰之光。也是在這一年，眾多的共產主義小組紛紛在全國各地成立。首版后的六年里，中文首譯版相繼印行了17版、數十萬冊。
白色恐怖時期，《共產黨宣言》被定為禁書，不準再版，見之即查繳。陳望道被冠以“《共產黨宣言》譯者”名號，多次險遭毒手。他在給后輩鄭振乾的信中寫道：“反動派在那白色恐怖時期常把‘共產黨宣言’當作我的頭銜……要你怕，要你不敢動。不過我這人是不大知道怕的。”
在《共產黨宣言》影響下，許多革命青年一旦懂得“真理的味道”，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便愈發深厚。毛澤東曾說：“《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共產黨宣言》譯文出版一百多年后的今天，9000多萬共產黨人繼續追尋“真理的味道”。
現在，上海市楊浦區國福路51號的一棟三層小樓里，活躍著一群年輕人。這里是陳望道曾經的寓所，也是如今的《共產黨宣言》展示館，年輕人們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復旦大學星火黨員志愿服務隊隊員。這支隊伍由復旦大學青年教師、博士生、碩士生黨員聯合組成，專業覆蓋文、社、理、工、醫各個學科方向，年均講解達700多場。
作為星火黨員志愿服務隊的一員，復旦大學新聞學院2018級博士生錢威丞對《共產黨宣言》的感召力有特別真切的感受。據錢威丞回憶，有次他帶領新聞學院本科生參觀展示館結束后，一位學弟舉起手來說要入黨，因為“被馬克思主義說服了”。接下來一年里，這位學弟堅持整理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相關的論著和文獻，分享給錢威丞9.35個G的學習材料，分類清晰、目錄齊整。“這是我們這支隊伍能為紅色基因傳承所作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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