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議》指出：“經過艱巨工作和斗爭，我國政府相繼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洗雪了中華民族百年恥辱。”
第一，香港、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840年鴉片戰爭后，英國政府先后強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不平等條約，強占了香港島、九龍并強租新界地區。16世紀以后，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在內的澳門被葡萄牙逐步強行占領。香港、澳門雖然被長期同祖國割離開來，但祖國人民與港澳同胞血肉相連的民族之情始終沒有割斷，祖國人民與港澳同胞同甘苦共命運的民族之義始終沒有割斷。中國人民從來不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從來沒有忘記香港、澳門被侵占的這一國恥，也從來沒有停止為維護國家主權和爭取自身解放而進行的不屈不撓的斗爭。我們黨自成立以來就把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作為歷史重任，并為此進行了不懈努力。鄧小平同志創造性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科學構想，開辟了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的新途徑，為我們通過外交談判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和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指明了正確方向。
第二，香港、澳門相繼回歸祖國，洗雪了中華民族百年恥辱。1981年12月，黨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決定。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訪華時提出，香港的繁榮有賴于英國的統治，如果現在對英國的管理實行或宣布重大改變，將對香港產生災難性影響，表示不能單方面廢除有關香港的3個條約。對此，鄧小平同志斬釘截鐵地表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中國和英國就是在這個前提下來進行談判的。鄧小平同志講：“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中方通過這次談判，掌握了收回香港的主動權，解決香港問題的基調就這樣按照黨和人民的意志定了下來。此后兩年，經過艱難談判，中英兩國政府于1984年12月簽署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1990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把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各項方針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奠定了依法治港的法律基石。香港回歸進程啟動后，澳門回歸問題也被提上日程。1987年4月，中葡兩國政府簽署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中國政府相繼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這標志著外國占領中國領土歷史的終結，洗刷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被外國列強欺凌的屈辱歷史，是彪炳中華民族史冊的千秋功業，港澳同胞從此成為祖國這塊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澳門從此走上同祖國共同發展、永不分離的寬廣道路。同時，香港、澳門以和平方式順利回歸祖國，既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也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個和平解決國家之間歷史遺留問題的范例。
第三，有效治理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成功回答黨治國理政面臨的一項嶄新課題。香港、澳門自回歸之日起，作為直轄于中央政府的特別行政區，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央政府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按照憲法和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對香港、澳門實行全方位治理，確立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黨在實踐探索中逐漸形成適應“一國兩制”制度框架和港澳地區實際情況的領導方法和治理模式，指導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不斷提高管治能力和水平。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強有力的支持下，回歸后的香港、澳門保持了長期繁榮穩定。“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向世人昭示，中國共產黨不僅有能力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而且有能力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港澳建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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