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1921年7月的上海，見證了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在一個尋常弄堂里，一群滿懷理想的年輕人秘密召開了中共一大，組建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從此拉開浩瀚革命的序幕。
時隔一年，也是7月，看似平靜的上海灘再次迎來一群風塵仆仆的年輕人。他們，是前來參加中共二大的各地黨代表。
油畫《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中共二大通過了我黨第一個黨章，規定“凡黨員泄露本黨秘密者，該地方執行委員會必須開除之”，是我黨保密紀律和制度的源頭。
時隔一年，重聚上海
中共二大是中國共產黨創立后，在上海秘密召開的又一次全國黨代會。彼時，成立一年的共產黨迫切需要根據時局變化制定行動方針、明確政治主張。
“近日最多不幸之事。曰兵變，曰辭職，曰省長不能到任，曰匪亂。而正式之交戰不預焉……”這是100年前的7月16日，上海《申報》的報道。就在這一天，中共二大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
其實，中共二大曾有另一個可能召開的地點：廣州。當時，共產國際代表對在廣州召開中共二大頗有興致。但陳獨秀等人卻覺得“廣州風云變幻，是個是非之地，政治局勢并不明朗。”
雖然定下在上海開會，但形勢依舊不容樂觀。與中共一大召開時的情況基本相同，中共二大召開期間，上海處于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勢力控制的社會環境下。兵變、匪亂、戰亂……諸種“不幸之事”交雜。因此，會議的安全保密工作顯得極為重要。
這時，曾為中共一大順利召開立下汗馬功勞的李達、王會悟夫婦再次領命，承擔起會務保障工作。這年，夫婦倆租住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這座住宅距中共一大開會的望志路僅兩公里左右。周圍整片相同的石庫門建筑，使得這一處淹沒其中，并不搶眼。并且我黨創辦的平民女校正對李達家的后門，萬一出現突發情況也便于疏散。于是，大家一致決定在這里召開中共二大。
1922年7月16日傍晚，陳獨秀、張國燾、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等人秘密來到李達家一樓客廳召開會議。為了會議的安全，李達讓王會悟抱著孩子在門口放哨。
鑒于一大會場遭到巡捕偵訊的教訓，中共二大采取了極為嚴格的安全保密措施：黨員們分成幾個小組，在分散地點討論一般的政治問題。他們減少了全體會議的次數，8天的議程中，只舉行了3次全體會議，除了第一次全體會議在李達家舉行，剩下兩次都在公共租界的其他地方召開，而小會基本安排在上海其他黨員家中。
這樣一來，租界的反動軍警、巡捕、密探雖然事先探到了“陳獨秀等秘密集會”的消息，卻始終未能查到中共二大會議的蛛絲馬跡。
毛澤東為何缺席中共二大？
中共一大代表毛澤東為何沒有出席中共二大？關于這一點，毛澤東本人曾于1936年，在陜北保安的窯洞里，與來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回憶道：“到1922年5月，湖南黨——我那時是書記……我被派到上海去幫助反對趙恒惕的運動。那年冬天，（注：1922年，應該是7月、夏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有能出席。”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又一次提到這件事：“有些同志未能當選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聽，很著急，其實這沒什么，就拿我來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
200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前夕，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著名作家黃亞洲的長篇歷史小說《日出東方》。在小說里有一段描寫：“這一天，毛澤東也在找這個開會的地方……到達上海的毛澤東摸遍口袋，也找不著他曾經記下來的這個會址……他在7月16日的太陽底下轉來轉去，就是無法找到會場。毛澤東其時的懊喪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雖然小說描述有文學演繹的成分，但毛澤東忘記開會地點，且聯系不上相關同志的事實是確切的，這也從側面佐證了中共二大保密工作的嚴謹。
經過多日的討論和暢議，中共二大的秘密會議結出了累累碩果。會議期間，代表們結合自中共一大以后對國情和中國革命問題的探索成果, 詳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黨內狀況，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討論通過了11份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份就是第一部《中國共產黨章程》。
首部黨章包括黨員、組織、會議、紀律、經費、附則等6章29條，對黨的組織原則、組織機構、紀律和制度等，分別作了具體規定。其中，就包含黨員必須嚴格執行黨的保密紀律，一旦泄露黨的機密，必須開除的條款。這也表明，保守黨的秘密，是從建黨一開始就對每個共產黨員時刻強調的鐵的紀律。
第一部《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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