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中旬，距離春節僅剩十幾天時間，十里洋場的上海灘，市民們都在忙著喜迎新春。寒風呼嘯中，在閘北鐵路軌道旁“廣吉里”的一座石庫門建筑附近，卻出現了一些陌生面孔。
他們，正是從全國各地前來參加中共四大的黨代表們。
國共合作 暗流涌動
不同于此前黨的代表大會均在夏季召開（中共一大、二大7月召開，中共三大6月召開），中共四大的召開時間正值深冬時節。之所以選擇在1月份召開，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
1923年中共三大于廣州召開，拉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序幕。此后，國共雙方在各領域開展了一系列合作。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正式確立了國共合作方針，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等進入國民黨中央機關；1924年5月，兩黨合作創辦黃埔軍校……
表面上看，雙方的關系似乎步入蜜月期，但實際上，一股令人不安的暗流開始涌動。國民黨內部，由其右派發起的“反共呼聲”不絕于耳；共產黨方面，一些黨員骨干投入國民黨工作，忽略了共產黨自身的組織發展……甚至黨的中央機關報《向導》都曾一度因缺乏人手，處于半停刊狀態。
民主革命的浪潮中，是甘于做國民黨的“附庸”，還是直接聯系群眾、領導革命，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重要問題，急需和共產國際達成一致。
于是，1924年9月，寓居上海的陳獨秀給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寫了一封信：“……我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將提前舉行……最好，您能再來一次”。
1924年11月，隨著維經斯基抵達上海，中共四大的召開正式提上日程。
英語課堂 秘密會議
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時，全國共有五十多名黨員，到中共四大召開時，全國黨員人數已達994名。
會前，中共中央以“鐘英”為代號向各地發出《關于召開四大致各地黨組織的信》和《關于召開四大的通知》，分配了代表名額，并要求各地黨組織提交議案。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共以“鐘英”為代號發出召開中共四大的通知（這份由行楷寫成的通知，由毛澤東親筆簽署）
為了確保會議的安全保密，防止租界巡捕或華界警局的“包打聽”密探會場，經縝密探查，籌備組選定了閘北通往吳淞鐵路一帶的“廣吉里”，概因這里是租界巡捕和華界“包打聽”極少進入的“模糊地帶”，并租下整套石庫門建筑。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就在這套石庫門房子的二樓秘密召開。
籌備組將會場布置成英文補習班課堂的樣子，桌上擱著一些英文講義，黑板上寫著英文單詞，每人都有英文課本，參會的維經斯基則扮成“外教”，看起來和上海灘其他“英文補習班”并無區別。
樓下，則安排了一位蘇北女工放哨，一有意外便拉響樓梯口的響鈴，以便代表們收起會議文件，拿出英文講義“認真研讀”。
頂天立地 力量之源
這次“英文補習”，持續了十二天。從當年的臘月十七一直開到臘月二十八。會議結束時，距離除夕 只有一天時間。
作為一次開創新局的會議，中共四大在黨的歷史上的功績，被譽為“頂天立地，力量之源”。
“頂天立地”中的“天”指的是中央領導機構設置的變更。中共二大時，中共中央的領導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人的稱謂是“委員長”。中共四大將其改稱為“總書記”，并把各級黨的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改稱為“書記”。
“地”指的是黨的支部建設。大會第一次將黨的基本組織由“組”改為“支部”，規定“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個支部”。從此，“支部”等概念沿用至今。
“力量之源”指的則是這次代表大會闡明了黨的群眾路線思想理論的基本框架。大會全面總結了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確立了加強黨的領導、擴大黨的組織、執行使黨群眾化的組織路線，開始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組織建設上來。
中共四大以后，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工農運動迅猛發展，黨的隊伍迅速擴大，“從一個宣傳性的小團體發展為群眾性的大黨”，一步步推動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走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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