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與調查研究

　　調查研究是科學決策的前提和保證。劉少奇非常重視調查研究，屢次強調“調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新中國成立后，他幾乎每年都安排調研活動，有些年份多達幾次。每次調研時間不等，短則幾天，長達數(shù)月。通過一次次的實地調研，劉少奇為全黨正確認識形勢，制定一系列重要決策作出了突出貢獻。

　　以民為師求實話

　　調查研究最重要的是誠心誠意拜人民為師，聽干部群眾講真話，這是全面了解基層情況的基礎。

　　1959年至1961年，我國國民經濟陷入困境。為了探究困難之因，扭轉困難之勢，毛澤東向全黨發(fā)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1961年4月至5月，劉少奇在家鄉(xiāng)湖南省寧鄉(xiāng)縣和長沙縣進行了為期44天的調查研究。調研之初，劉少奇最渴望聽到人民群眾最真實的心聲。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人們不敢講真話。對于基層干部群眾不敢說真話的情況，劉少奇在給毛澤東的調查報告中以湖南省長沙縣天華大隊為例指出：“長期以來，這個大隊的社員和干部不敢說心里話，喬木去調查時，大隊已把一些亂說話的人調走。我最初去找干部和社員談話，大隊干部都在事先交代過。有些小隊開會，我們工作組的人去參加，說的是一套，工作組的人離開后，他們又再開會說了另一套。因此，我在天華的前十天幾乎不能同大隊的人認真討論問題”。

　　為了了解群眾心中真實的想法，在一次座談會上，劉少奇摘下青呢帽，露出滿頭銀發(fā)，用地道的寧鄉(xiāng)腔懇求道：“我是向大家求教的。這次中央辦了錯事，我們對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錯誤要了解真實情況，希望大家?guī)椭遥蛭姨峁┱鎸嵡闆r。”會場上霎時靜了下來，大家看到的是國家主席真誠的表情，體會到的是國家主席渴望了解實情的真心。此后，劉少奇不讓社隊干部陪同，帶著秘書徑直來到生產隊，請社員座談。經過40多天與群眾心貼心交流、面對面溝通，劉少奇終于贏得了群眾的信任。大家打消顧慮，紛紛向他反映真實看法。由此，劉少奇認識到，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天災，而是如農民所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正是在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深入農村進行實地調研的基礎上，1961年5月至6月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對“人民公社六十條”草案進行了修改，形成《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修改后的條例取消了供給制，并規(guī)定：“在生產隊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這個決策受到群眾的極大歡迎。

　　撲下身子探實情

　　有時候只聽報告和匯報并不能準確掌握實情，需要親自探察實情。

　　對于報告和匯報，劉少奇認為：“下面的報告和干部的話，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有的根本不可信。”1958年高指標、浮夸風和“共產風”等“左”傾錯誤開始泛濫。此時河北省徐水縣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消息傳來，劉少奇不敢相信。9月，他視察了徐水縣，發(fā)現(xiàn)嚴重的浮夸風和“共產風”現(xiàn)象。當縣委負責人匯報有的地方一畝小麥播撒種子700至1000斤時，他產生了懷疑。他說：“1000斤種子就是1500萬棵苗，這恐怕草也長不起來吧！”同時他看到徐水的“共產主義新村”只是在一些房子上分別掛上“食堂”“養(yǎng)老院”“托兒所”等牌子，連必要的設備都沒有。針對當?shù)馗刹繉⑷袼兄婆c共產主義混淆的情況，他明確指出，“全民所有制不是共產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不是共產主義叫共產主義不好”。這些問題，毛澤東也覺察到了，于是黨中央自1958年冬起召開多次會議，開始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一些錯誤做法。

　　1961年春，劉少奇在家鄉(xiāng)湖南進行調研期間，除了聽匯報、請干部群眾開座談會外，還直接到老鄉(xiāng)家里，鋪禾草，睡門板，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走訪父老鄉(xiāng)親。他挨家挨戶到社員群眾中摸情況，揭開鍋蓋看到農民吃著糠菜窩頭，打開油鹽壇子發(fā)現(xiàn)沒有一滴油，還看到許多社員因為吃代食品得了水腫病。劉少奇對農民生活有了清醒的認識。調研結束后，他向毛澤東匯報了調研情況。劉少奇仍以天華大隊為例，指出：“社員生活遠不如1957年”，“只有定量的大米和小菜，因此，都感到不夠吃”，“去年下半年也有相當多的人害浮腫病”。5月31日，他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并作總結講話，指出：“我們在執(zhí)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回過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我看是到時候了，再不能繼續(xù)這樣搞下去了。”劉少奇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時弊的意見建議，促進了中央對相關政策的調整。

　　直面問題出實招

　　傾聽民聲、了解實情，啟發(fā)和促進深刻的思考。

　　1957年1月毛澤東在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上提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的建議后，劉少奇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重大問題，不但對解決當前社會上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具有現(xiàn)實意義，而且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將產生深遠影響。會議結束后，２月18日至４月14日，劉少奇約請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教育部等單位有關干部和身邊工作人員組成調查組，南下五省，圍繞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進行一次深入廣泛的專項調研。

　　在保定農村調研時，有同志講，老百姓最不滿意的是大隊范圍內生產隊的統(tǒng)一分配。有農民講，好的生產隊的糧食往差的生產隊拉，大家不敢反對，但心里難受。劉少奇聽了后說：“從你們的反映中間就可以看出來，這些問題需要我們認真地對待，很好地解決。”

　　通過調研，劉少奇結合實際情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義的主張和設想，諸如：要重視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防止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的產生；對待人民內部矛盾，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辦法，而應采取說服教育的辦法，等等。 在毛澤東倡導下，1957年全黨和全國形成了一個圍繞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而展開的學習熱潮。劉少奇南下五省的調研及其思想成果，對推動這次學習起了重要作用。

　　博采眾長制實策

　　劉少奇的調查研究成果具有很強的理論性、政策性，有的成為黨和國家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共八大的準備，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劉少奇負責八大政治報告的起草。為此，從1955年12月7日開始，劉少奇找國家機關、中央各部委的負責同志到他那里去匯報。一直到1956年3月上旬，連續(xù)聽了30多個部門負責同志的匯報。一般情況下，一個部門談一天，個別部門也有談上兩天的，經常從白天一直談到午夜。這樣一天連著一天談，進行7到10天，算一個段落，然后間隔個把星期，再談七八個部門。總之，劉少奇是集中心思來進行這項調查研究工作的。

　　毛澤東聽說劉少奇正在召集中央各部委逐個聽取匯報的事，說這個方法很好，讓人幫他也來組織這樣的匯報。經過一系列的調研之后，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報告后，立即引起劉少奇的共鳴，決定將其作為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的指導思想。可以說，全方位的調查研究為寫出一個好的八大政治報告奠定了基礎。

　　除了黨代會報告這樣的大政方針，還有很多具體政策措施的制定，是深入調查研究的成果。全國各地區(qū)人民法庭的普遍建立，就是一例。1961年在天華大隊調研時，劉少奇過問過一個“飼養(yǎng)員破壞耕牛”的案子：天華大隊的一頭耕牛死亡，解剖后在牛肺內發(fā)現(xiàn)一根鐵絲，調查人員就認為是飼養(yǎng)員馮國全有意破壞。聽完調查組匯報此事后，劉少奇當即指出：“這不可能吧？牛皮那么厚，牛勁那么大，怎么能釘進去呢？這件事還要查，不僅要查當事人，還要問問老獸醫(yī)或專門學過這種醫(yī)的人。”經過認真調查，原來是一個小孩出于好奇將鐵絲喂給牛吃，后來鐵絲竄到耕牛肺中造成死亡。馮國全破壞耕牛案完全是冤案，因此為馮國全平了反。由此，劉少奇主張在農村區(qū)一級設立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庭，方便群眾告狀，并有利于案件的及時正確解決。也是在劉少奇的積極推動下，全國各地普遍建立起區(qū)人民法庭。這一措施，對推進我國法制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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